很多人猜不透他究竟要做些什么，尤其是在四川灾区，他一会是上海同济大学的规划专家，一会又是“易托邦”的总经理，不断变化的角色和行事让外界对他产生了种种质疑，有人担心他可能会通过学者的身份进入，然后再用公司捞钱。亦有人认为，他把灾区重建当作自己并不成熟的“工业化住宅”概念的实验场。
现在他坐在我的面前，外表开来不过四十，清瘦的脸庞特意蓄着一小撮胡须作为点缀。言谈中虽然他极力声称自己的低调，但是在一些行业问题上，他暴露出巨大的野心。他并不忌讳说，自己把灾区当作一个概念的试验场，也并不回避他的公司将在重建中获利的可能。
在四川都江堰灾后重建中，他以一个规划专家的身份高调介入，并参与了都江堰的整体规划，其间经历了三个多月的观念冲撞与取舍，最终他说他舍弃了很多，在很多公开场合他开始刻意回避都江堰的规划问题，有记者问及，他总是回回到，这个问题去问规划局可能更恰当些。
他期望能改变中国的住宅现状，他说，中国传统的住宅模式，弊端重重，一直沿用的现场湿作业施工的方式就造成了住宅产品的单件性与不可移动性；同时造成了造成生产的流动性大，工作环境差，现场手工操作多、工人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没有规 模效益。
易托邦是他全部的梦想，他解读易托邦的名称渊源，来源于东方的哲学“易经”和西方的理想世界“乌托邦”的组合，意为唯有变化是永恒不变的，唯有通过不断的和谐转化以臻于理想的境界。
他说，中国建设事业30年的高速发展付出了过多的环境与资源代价，中国需要反思建造模式。
他就是苏运升，上海同济大学最年轻的城市规划博士之一，易托邦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为什么中国没有品牌意识，没有创新意识？因为在产业链中不断地投标、被砍价、被换牌的过程中，他们已经麻木了；假如没有地震，按照中国原来这种发展趋势，工业化住宅根本就不可能在中国成活。灾后重建正是改变中国现有的住宅建设方式的最佳契机”这些是他对于质疑的全部解答。
记者（以下简称记）：采访之前我在网上搜索你的资料但发现很少，几乎没有一篇完整的文字，看来媒体对你的关注还很少？
苏运升（以下称苏）：我一直相信中国的一句俗话“厚积薄发”，就像我的老师阮仪三先生呼吁名城保护、历史保护、古镇保护，从70年代到80年代直到90年代末这种思想才成为一种主流。20年的工作能够转变一个观念是很不轻易的，假如比较高调，那么在中国这种价值环境下可能较早夭折。阮老师长说，只有成功的人才低调，我们因为不成功，所以我们持续要高调。阮老师保护过平遥、周庄等古城，他跟我说，不能提前在全国去推广像宽窄巷子这样的模式，我们只能一点点的实验，实验成功才能去推广。不成功之前我们只能先低调。当然，低调和高调跟性格也有关系。
记：看来你受阮仪三先生的影响非常大。
苏：对，受他的影响比较大。
记：这次在灾区你和你的“易托邦”团队主要做了些什么事情？
苏：我们一直在做一个平台，为中国产业化建筑的演员们搭建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在上面做表演，为了因为羞涩不能上台的人能够勇敢上台演出，让能够上台的做出更出色的表演，也有可能有时我们做演员告诉他们该怎么样去演。产业化是中国未来住宅建设的一个方向，也可以说我们在创造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把开发商从产业中可以获取暴利那部分拿出往返馈到创新、创意、培育、研发，分摊到一些没有品牌的建材商身上。在国外，很可能四到五个品牌就占有整个市场，而中国一个